四十年后再出發——致敬中國農民和農村改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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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年后再出發——致敬中國農民和農村改革

時間:2018年12月08日信息來源:中國農業新聞網—農民日報

  

四十年后再出發

——致敬中國農民和農村改革 

  本報編輯部

四十年后再出發——致敬中國農民和農村改革

  

  1978年,新年的第一縷晨曦像往常一樣喚醒中國,即使最大膽的預言家也不敢想象,在這一年接近尾聲的時候,看上去那么堅不可摧的幕布,會被撕開一個口子;并從這個口子開始,以摧枯拉朽的態勢在中國大地上熊熊燃燒起來。

  一個改變億萬中國人命運的大時代開始了。

  從此,踏上這條道路的中國,開始不停地奔跑、跨越,其心志之堅決、力量之強大、速度之迅疾,在近代五百年大國崛起中,無與倫比,無可企及。

  這條道路,就是改革開放。

  

  1974年的陜北。

  這一年,梁家河村的北京知青雷平生,終于過上了一個“肥年”,他和住同孔窯洞的同學難得買了幾斤石槽子里的凍豬肉。后來回想起來,雷平生還覺得,那次買的肉“像玉雕一樣整齊漂亮”。

  肉買回來,長期缺油水的他們,等不及燒,就把肉切成片開始生吃,那味道真是鮮美!

  歷史就是這樣,將擺脫饑餓的渴望,深深刻進這兩位青年的記憶里。

  雷平生的這位同學,叫習近平。

  吃飽飯,今天看來最簡單的愿望,甚至天經地義的事,但在1974年的年輪里,卻顯得那么遙不可及。守著土地卻打不下多少糧食,種著糧食卻吃不飽肚子,這成為農民最困惑、最煎熬的痛苦,也成為改革最原始、最直接的動力。

  不過當時,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還要等上四年,曙光才會到來。

  誰也不曾想到,1978年11月24日那個冬夜,在安徽鳳陽小崗村一間低矮破舊的茅草屋里,一場壓低聲音進行的“秘密行動”,會成為中國改革史上的一聲驚雷。

  十八個渴望溫飽的農民決定分田到戶、包產到戶,他們摁下鮮紅的手印,起誓“坐牢殺頭也甘心”。這一石破天驚的舉動,被后人稱為“大包干”。

  廣東潭葛村、甘肅紅崖灣村、江蘇墊湖村……與小崗村一樣,這些散落各地的村莊,也正在奮力掙脫沉沉的夜幕,透出希望的縷縷星光。

  “冒犯天條”的后果是責難紛至,更多人還在謹慎地觀察著風向。

  正當是非膠著的關鍵節點,鄧小平一錘定音,支持小崗農民:“有的同志擔心,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,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。”

 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,這場發源于小崗村的星星之火,終于成為燎原之勢。1982年,第一個中央“一號文件”為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正名。

  然而,改革的過程也并非沒有阻力,一時有“陽關道”與“獨木橋”之爭。

  1982年的河北依然是一片沉寂,正定縣也因為謹慎尚未試水。年輕的縣委副書記習近平悄悄派三個干部到鳳陽了解情況,并推動里雙店鄉成為正定縣第一個試點,結果當年農業產值就翻了一番。一年后,“大包干”在正定全面推廣,在河北省開創了先河。

  到了1983年,在第二個中央“一號文件”中,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項戰略決策正式確立下來。從人民公社體制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農民,煥發出巨大的活力,帶來了中國農業連續六年的大豐收。

  “大包干,大包干,直來直去不拐彎。”“保證國家的,留足集體的,剩下都是自己的。”簡單直白的歌謠道出了農民的喜悅和歡騰。

  正是基于“大包干”開啟的農村改革,四十年間,我國的糧食產量從當初的3億噸增加到6億噸,是原先的2倍,肉類7倍,禽蛋奶16倍,水產14倍……困擾中國歷朝歷代的饑餓問題,在改革時代化成了歷史的云煙。

  三

  如果說,“吃飽飯”還只是改革初期的夙愿,那么“有錢花”,則是人們吃飽肚子以后,最為熱切的盼望和追求。

  2017年10月25日,一位名叫魯冠球的老人合上了雙眼。從帶領萬向公司成為全國第一家上市的鄉鎮企業起,魯冠球的名字,就與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史連在了一起。

  對于脫胎于農村社隊企業的鄉鎮企業,即便是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,也認為是“異軍突起”。“農村改革中,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,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。”“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。”

  魯冠球、吳仁寶、徐文榮、吳棟才、周耀庭……這一個個普普通通的農民,都紛紛在改革大潮中洗腳上田。從此,他們的名字,不僅在中國鄉鎮企業圖譜中燦若星辰,也與中國的工業化、與中國制造的輝煌,緊緊相連。

  到了1987年,鄉鎮企業中,二三產業產值合計增加到4854億元,首次超過了農業總產值,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。

  到鼎盛時期的2007年,鄉鎮工業增加值占到全國工業增加值的46.5%;從業人員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9.13%;實繳國家稅金占全國稅收總額的20%。

  如今,盡管隨著時代的變遷,“鄉鎮企業”這個名稱已經成為歷史名詞,但是,脫胎于鄉鎮企業的民營經濟,仍然是當前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

  與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幾乎同時,一場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到來了。

  1986年,國家開始允許國有企業招收農村勞動力,1989年就出現第一次“民工潮”,全國“流動大軍”達到3000萬人,而這一數字,在2017年達到驚人的2.87億。

  上世紀九十年代,后來被稱為“農民工司令”的張全收,已經來到深圳打工。十幾年后,伴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,民工荒席卷珠三角,張全收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路——城鄉之間的勞務樞紐。

  十多年里,張全收帶著他的鄉親們源源不斷地離開土地,來到城市的工廠里;而他們用汗水換來的財富,又綿綿不絕地流回家鄉,撫慰和滋養著干渴的土地。

  而在世紀初的中國,要不了多久,繼續留在土地上的人也將陸續得到真金白銀的實惠。“多予少取放活”“強農惠農富農”“重中之重”,億萬農民迎來了一個重農的時代。

  2006年1月1日,《農業稅條例》正式被廢止,這意味著延續了兩千六百年的皇糧國稅一朝終結,其直接效果是,全國農民每年減負超過1000億元。

  這是千百年來農民想都不敢想的天大的好事!種地不用交錢,種地國家還發錢!如今,國家僅農業生產的補貼政策資金總量每年達數千億元。

  四十年過去了,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從1978年的134元,增加到2017的1.3萬元,是當年的100倍;農村醫療與城鎮居民并軌,編織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網;農村養老也基本實現制度全覆蓋。

  “鑄鼎刻銘,告知后人”。2006年,河北農民王三妮親手鑄了一尊鼎,命名為“告別田賦鼎”。如今,這尊鼎就靜靜地立在中國農業博物館里,無言地訴說著一個時代的變遷。

  

  在改革開放相當長一段時間里,中國對GDP有種近乎狂熱的追求。

  只有放在整個近現代史中,才能真正理解這個民族對發展的補償性求索,也只有經歷了欺凌的國度才能真正感受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辛酸。這根苗、這心病,它種下的時間,也許可以回溯到1931年9月18日,日軍侵華的那一天;也許可以回溯到1894年9月17日,那場發生在黃海大東溝的海戰;也許還可以回溯到1842年8月29日,中國被迫簽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刻。

  所以,我們從丹田中喊出了“發展才是硬道理”的時代強音,我們牢記“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”的告誡,但在發展呈現加速度時,我們也在思索,如何踐行“科學發展觀”。

  我們開始用思辨的眼光打量自己所處的世界,我們開始問自己:我們要走一條什么樣的路?走向何方?

  最先遭遇這個世紀之問的,仍然是發展水平領先于全國的沿海地區。

  浙江余村,上個世紀90年代曾一度位列安吉縣首富,靠的就是村里的石灰巖礦山。

  然而,山養了余村人,也傷了余村人。

  開礦的炮聲震撼著大地,村民家即便關著窗戶每天都會落下厚厚一層灰,一些四十多歲的人爬幾步坡路就喘得厲害,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,這叫做石肺。

  高消耗、高污染的發展方式讓世紀初的浙江遭遇到“制約的疼痛”。因為鬧“電荒”,連西湖,也經常晚上漆黑一片。

  后來有記者問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,停電的時候在想什么?習近平回答:“痛定思痛吧,人總是要長一些教訓,才能增加一分動力,我們的資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。”

  從“站起來”“富起來”邁向“強起來”,中國一定要走新發展之路。帶著從梁家河到正定、從福建到浙江一路實踐一路思考的認識,領航泱泱大國之后,習近平給中國未來發展擘畫了“新發展理念”——創新、協調、綠色、開放、共享。

  2003年余村著手關停礦山和水泥廠,集體經濟收入一度從300多萬元銳減到20萬元。然而,15年后的今天,余村靠竹海碧波、莫干勝景,實現了由“賣礦石”到“賣風景”的華麗轉變。

  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”,立在余村村頭的石碑,見證著發展理念的一種鳳凰涅槃般的轉型、嬗變。

  五

  在經歷了“吃飽飯”“有錢花”的改革1.0版之后,“過上美好生活”成為改革2.0時代的新追求。

  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。”中國夢是每個人的中國夢,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。

  在太行山深處的河北阜平駱駝灣村,唐宗秀家已經蓋起青磚、灰瓦、黃土墻、塑鋼窗的六間大瓦房——就是在這里,2012年12月30日,習近平總書記鼓勵干部群眾:“只要有信心,黃土變成金。”并向全黨全國發出了脫貧攻堅的進軍令。

  在武陵山區的湖南湘西十八洞村,石爬專老人的臘肉去年賣了5000元,還有獼猴桃產業分紅2000元,旅游收入8000元——就是在這里,2013年11月3日,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“精準扶貧”的基本方略。

  黨的十八大以來,一場人類反貧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攻堅戰在中國打響。這是舉世關注的減貧實踐——短短五年時間,6853萬人擺脫了貧困,相當于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總數。

  這是擲地有聲的莊嚴承諾——絕不讓一個貧困群眾掉隊,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,讓中國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。

  如今,與大山深處的駱駝灣村、十八洞村一樣,甘肅定西元古堆村、貴州遵義花茂村、江西井岡山神山村……一個個村莊終于擺脫了貧困,迎來了新時代的曙光。

  六

  有人說:中國雖大,可以說只有兩個地方,一個叫城市,一個叫鄉村;中國人口雖多,也只有兩種人,一種叫城里人,一種叫農村人。      

  進入新時代,越來越多有識之士認識到,無論是從“中國夢”的應有之義,還是從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后勁;無論是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有效方式,還是從社會和諧穩定的內在要求……種種癥結都在指向一個點,那就是鄉村。

  黨的十九大之后,一個嶄新的名詞響徹平野,那就是“鄉村振興”。以鄉村振興為起點,正是四十年后再出發、開啟新改革時代的關鍵所在。

  鄉村振興不僅僅是鄉村的振興,而是以城鄉融合為基礎的中國的振興;不僅僅是產業的振興,而是囊括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社會、生態文明等五位一體的振興;不僅僅是一國一時的振興,而是在為世界提供一個“中國方案”“中國智慧”。

  

  有人說,十八、十九世紀,英法德等國崛起,人口是千萬級的;二十世紀美日等國崛起,人口是上億級的;而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,人口是十億級的。

  十億級人口里,占大多數的是農民。他們既是國家富強的受益者,又是功勛卓著的建設者。中國之所以成為今天的中國,像草根一樣堅韌頑強的農民,貢獻可昭日月。

  中國農民是改革最原始的動力和最直接的開創者。1978年的冬天,經歷了十年停滯,整個中國都在小心翼翼地思考著、醞釀著、猶疑著,大國命運與小民生計,“濃得化不開”地凝結在一起。而在這個歷史關口,正是有著切膚之痛的農民,率先撕開了這道口子。對這一歷史性的時刻,2004年,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的時候,《農民日報》的編輯部文章《小康不忘鄧小平》曾經深情地寫道:“多年以后,鄧小平在回憶這場改革時說,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,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?蓛|萬農民卻認為,沒有鄧小平,就沒有農民的溫飽。這既是領袖對人民的謙虛,也是人民對領袖的愛戴。事實是:鄧小平和農民一起創造了歷史。”

  中國農民是農業農村制度創新的探索者。

 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那段歷史,我們無疑記住了1978年小崗農民的“大包干”,但我們是否還記得1980年發生的與“大包干”相映生輝的另外兩起歷史事件?四川廣漢向陽人民公社在全國第一個撤社設鄉、廣西河池合寨村首次村民直選村主任。兩年后,村民委員會的合法地位得到憲法確認;三年后,全國都撤銷了人民公社建制。

  四十年來,無論是政社分離,還是村民自治;無論是土地“三權分置”,還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;無論是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建立,還是農業產業化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,億萬農民在涉及農業農村、涵蓋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眾多方面都在持續不斷地進行探索、嘗試、試驗、實踐。

  正是在尊重農民意愿、總結基層創造的基礎上,我們黨及時加以頂層設計,把成熟的經驗上升為國家意志,并在實踐中不斷強化農業農村制度體系的自我調整、自我修復、自我完善能力,形成了極具生命力的強農惠農政策體系,極大地造福了“三農”。

  中國農民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堅實支撐者。

  只要稍微翻一翻建國以來的歷史,就可以知道一個詞,叫做“剪刀差”。所謂“剪刀差”就是國家通過“統購統銷”制度,壓低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,犧牲部分農業利益,為國家工業化進行資本積累。這在當時可能是一種不得已。

  然而這一不得已,就不得已了幾十年。有人測算,通過統購統銷的“剪刀差”,1979年到1994年,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億元收入,平均每年937.5億元。

  而進入新世紀以來,農民又繼續以土地出讓金的形式,向城市輸出財富,有人統計,在過去的十幾年里,土地出讓金總額累計近20萬億元,而這些巨量資金,大多用于支撐城市化、工業化建設。

  然而,中國農民的重大貢獻還不完全在于物質財富,還在于他們是世界少有的最優質和最廉價的勞動力。正是這些勞動力支撐了中國制造、中國奇跡和中國崛起。而當他們把最年富力強的時光貢獻給城市的同時,他們的老人孩子,他們的生老病死,都無可奈何地留在了農村。

  而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分析,2.87億潮汐一樣來了又去、去了又來的農民工,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珍貴的騰挪空間,讓中國經濟真正成為一個能吐納、善調息的生命體。

  可以說,正是農民工這個獨特變量,是中國經濟體避免大起大落、始終保持穩定的關鍵因素。

  如何恰如其分地評價改革開放時代中國農民、中國農民工的巨大貢獻,也許我們今天所有的認識和贊美,都因為離得太近,達不到歷史的精準和深刻;也許只有寄望未來的歷史學家,當他們撰寫中華民族復興這一段歷史時,會在千年大歷史的維度、從整個世界的視野,給中國農民、中國農民工一個超越時空的定評。

  八

  四十年歷程,中國幾乎伴隨著世界的質疑而崛起。盡管站在不同的立場有著千差萬別的解讀,但是有一點,即使最苛刻的挑剔者也必須承認,中國四十年的改革成就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奇跡。

  今天,很多發達國家已經放下身段,到這個他們看不懂卻不得不佩服的國家來尋找“秘訣”。

  回顧四十年,如果真的有秘訣,那就是:一切從實際出發。

  所謂實際,就是農民占我國人口大多數這個實際,城鄉還有很大差距這個實際,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這個實際,中國的問題實質是農民問題這個實際。

  所謂從實際出發,就是敬畏來自泥土深處不甘于貧困的生命力,尊重農民和基層的首創精神,堅持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相結合;就是堅持“穩中求進”的方略,厲行“小步快跑”的戰術,大膽試驗、謹慎推廣,以最小的改革成本獲得最大收益;就是看準了,就大無畏地“殺出一條血路”,就算有人暫時不理解,也要勇敢地“我走我的獨木橋”;就是懂得欣賞“各美其美”,鼓勵各地探索自己的模式、路子、方法。

  一切從實際出發,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不斷取得勝利的法寶。她在革命的血與火中淬煉過,在建設的戰天斗地中磨礪過,在改革的風云中考驗過,在新時代大潮中挺立著,她是我們始終如一的價值觀,也是我們行之有效的方法論。

  歷史雖然漫長,但緊要處往往只有幾步。這幾步可能有時是鮮花盛景,有時是逆風撲面,有時還是歧路萬千,當我們不得不面臨關鍵抉擇時,我們不要忘記:一切從實際出發!有了她,我們就始終能有一分清醒、自信和從容。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念,也是中國農民的智慧。

  

  回望過去,才能明白歷史的厚重。

  在今天,“中國紅”被賦予激揚、熱烈的寓意,然而,縱觀中國近現代史,無論是革命年代的“鮮血紅”,還是改革時期的“手印紅”,無不是從悲壯慷慨開始的,正如中國的國運,是從荊棘中一步一步走出來的。

  沒有誰能賜予我們,沒有誰是我們的救世主,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,才能救這個曾經苦難深重的國家,也只有改革開放這條路,才是屬于我們自己的路。

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在四十年后的今天,這個歷史傳承的關口,我們必須肩負起我們這代人的職責,在鄉村振興的征程中劈波斬浪、戮力同行,親手書寫自己的命運,親手開創新的偉大變革。

  愿饑餓、貧困、離亂的夢魘永不再現!愿孩子歡笑,老人吉祥,大地豐收!向中國農民和農村改革致敬!

四十年后再出發——致敬中國農民和農村改革

(作者:農民日報編輯部 編輯:xinnongcu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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